以政治仪式赋能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王汐牟 唐思琪
（王汐牟，十大赌博平台
副教授；唐思琪，十大赌博平台
硕士研究生）
摘要：政治仪式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传承国家记忆、强化政治认同、引导报国行为的三重价值。新时代语境下，需在深化政治仪式与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耦合机理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探索其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进路，即通过政治仪式资源挖掘与整合、仪式形式创新、实践效能提升与协调保障机制完善的多维协同，充分释放政治仪式的情感唤起力、价值导引力与行为规训力，着力培养兼具政治认同强度、家国情怀深度与报国行动效度的新时代好青年。
关键词：政治仪式；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价值意蕴；内在机理；实践路径
文以化人，礼以行之，政治仪式作为传达国家政治意志的实践形态，是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生动表征，其通过政治符号系统、程式化活动实现政治信息的编码传递、国家认同的建构强化与社会心理的整合规训。《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注重运用仪式礼仪”，如升国旗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重温誓词等政治仪式以强化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要注重“组织重大纪念活动”，“充分挖掘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以国家勋章颁授仪式等制度性仪式为载体，政治仪式已成为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实践。当前，学界研究多聚焦于仪式的功能性阐释，或就某一具体政治仪式进行剖析，但对于政治仪式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内在机理以及实践向度，尚有可深入探讨的空间。
01价值意蕴：政治仪式何以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政治仪式作为兼具符号性、程序性与实践性的政治文化形态，“以其强烈的隐喻和暗指能力在操演过程中担负起输送和转移特殊政治信息的重任”，从情感建构的阐释、思想整合的观照，到行为惯习的规范，政治仪式从三重维度形塑着青年爱国主义的情感基底、认知框架与实践逻辑。
1.以政治仪式传承国家记忆，激发青年爱国情感。于青年一代而言，国家记忆的唤醒与传承至关重要，它使青年深刻理解国家历史，进而增强国家认同、厚植爱国情怀。政治仪式是一种有力的信息载体，携带着社会记忆和意识形态留存在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和心灵之中。[2]通过符号系统与程序化操演，政治仪式成为国家记忆的载体，即通过程式化实践将历史瞬间转化为跨代际传承的集体记忆载体。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指出，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社会框架的建构得以维系。政治仪式中的国旗、国歌、纪念碑等符号，以及阅兵、宣誓、纪念活动等程序化操演，通过时空共在性与感官沉浸性将抽象的国家叙事转化为具象的情感体验，重构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使青年在“仪式在场”中深化对民族奋斗史的情感认同。例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仪式依托周期性时间节点、象征符号系统和叙事脚本的复现性操演，将民族创伤和抗争记忆跨代际传承。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代际间的记忆传递，更通过重复性操演形成跨越代际的记忆共同体。由此，政治仪式通过情感共鸣激活青年历史主体性认知，从而在代际断裂风险中筑牢国家记忆的连续性根基，使爱国主义持续在场，将爱国情感内化为青年群体的集体意识。
2. 以政治仪式实施思想整合，强化青年国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政治仪式中，运用非强制性的情感召唤，青年得以领略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使青年在符号互动中将爱国情感内化为国民身份的元叙事，从而在多元思潮中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涂尔干认为，仪式通过集体亢奋将分散的个体凝聚为道德共同体。而政治仪式则进一步将这种整合指向国家认同的建构。政治仪式将主流意识形态编码为具象的仪式符号，在“集体欢腾”的场景营造下，青年在情感互动中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密绑定，当个体在仪式中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时，国家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具象化为可感知、可归属的情感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政治仪式作为“黏合剂”将青年的个体意识升华为集体认同，青年经历了“分离—阈限—聚合”三阶段，即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身份剥离，进入仪式空间的“阈限”，最终以“国民”身份重新嵌入社会结构。这一过程通过规范性叙事的仪式化展演，消解了个体的价值疏离感，完成青年对“国家”概念的符号内化并实现从“个体”到“国民”的身份过渡。
3.以政治仪式构建实践范式，引导青年爱国行为。政治仪式中充满象征性的符号和庄重的操演程序，不仅强化了青年的国家认同、传承了爱国精神，而且能够激励青年将爱国情怀自觉转化为服务社会、贡献国家的实际行动，在实践中不断增强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实践是主体在特定场域中通过惯习形成的惯常化行动模式，提出惯习来源于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因此，惯习是在仪式反复操演中沉淀为身体化的行动图式。政治仪式作为特殊的实践场域，不仅传递价值观念，更通过构建爱国行为的实践范式使青年在仪式中习得“何为爱国”“如何爱国”的具体脚本，并通过行动惯性将其迁移到日常生活，从参与社区服务到关注国家大事，仪式所培育的惯习成为连接观念与行动的中介，实现爱国主义从认知认同到实践自觉的转化。
02内在机理：政治仪式以何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青年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至关重要，政治仪式作为一种内嵌意识形态性的社会实践形式，与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在时空场域、国家符号和操演形式上实现了协同交融，“以何赋能”体现出独特的逻辑机理。
1.时空场域：营造感染情景涵养青年爱国之情。场域指个体参与社会活动、形成共同认知与情感联结的特定空间，政治仪式的时空场域是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融合的基础，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社会文化空间，政治仪式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编码，构建了独特的情境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场域，受教育者在政治仪式营造的时空场域中彼此间进行情绪感染。一方面，时间场域的仪式性重复能够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周期性再生产的集体记忆框架。历史事件、历史重要人物以及重大节日等的纪念活动往往内蕴于政治仪式特定的时间场域之中，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政治仪式对特定时空节点的选择上，并且反映了社会文化结构中对过往记忆的缅怀、对当前价值的强化以及对未来愿景的展望。政治仪式通过固定节点（如建党百年庆典）与线性叙事（如百年党史演进展演）的结合，使青年将个体的“当下”嵌入国家历史的长河之中，形成“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性感知。另一方面，政治仪式以其独特方式构建了充满感染力的空间场域，使民众的思想与情感得以生产和再生产。通过物理空间的象征性重构将日常空间转化为具有庄严神圣性的政治景观。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群像系统构建了一个“国家牺牲者”的记忆空间，青年在空间中的位置移动（如献花、瞻仰）被赋予特定的政治意涵。政治仪式通过空间布局隐性地传递国家权威结构，使青年在被引导的过程中内化空间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此外，借助新媒体技术构建的数字仪式空间亦能形成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沉浸式场域，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形成跨时空情感共同体。通过符号编码与意义灌注，仪式空间中的青年在具身参与中完成从“物理在场”到“精神归属”的升华，最终实现爱国主义情感的具象化培育。
2.国家符号：形塑国家形象深化青年爱国之义。“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本质具有的抽象性，要求其必须依托多样化的中介载体来发挥其效能，以便将教育内容转化得更加直观且富有感染力。在此过程中，政治仪式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媒介，通过一系列国家符号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等具象化。索绪尔符号学理论认为，每个符号都由两个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能指和所指，即由一个表征单元和一个意义单元构成。而国家符号（国旗、国徽、国歌等）通过能指的物质形式（色彩、图形、声音、文字等）与所指的政治内涵（主权、统一、民族精神等）结合形成国家认同的表征。国家符号是政治仪式中的重要元素，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其设计元素都蕴含着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念，这些象征性元素构成一个综合的象征系统，该系统正映射了政治仪式精心策划的“阈限”，在这一“阈限”内塑造了一个可供所有在场者共享的、统一性的认知框架，帮助青年透彻洞悉并把握国家符号所蕴含的思想核心。将这些国家符号的意义组合起来，有助于青年认识并理解国家符号背后的政治文化，使青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情感，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内化。
3.操演形式：彰显政治权威坚定青年爱国之志。政治仪式是权力的展演，在权力运作中进行。政治仪式以权力机制的作用为核心展开，但并不是使用强制性的力量去维系权力，而是通过宣教、展示去影响人们自觉做出维系国家权力的行为。政治仪式的操演过程本质上是通过符号化程序实现政治权威再生产的社会过程。政治仪式通过严格的程序设计，在仪式参与者的认知建构权力的合法性。例如，国庆阅兵仪式通过武器装备的序列排列、方阵行进的几何对称性，将军事力量转化为可视化的权力符号，这种象征性操演不仅完成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权威性宣示，更通过视觉冲击与情感共振的双重影响，使青年群体在集体凝视中形成对国家权力体系的情感认同。同时，政治仪式的多元操演形态为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具身化实践场域。在仪式场景中青年被赋予特定的角色定位，如升旗手、宣誓人、方阵成员等，这些角色不仅承载着具体的行为规范，更隐喻着国家对青年的期待。当青年在仪式中与其他参与者形成动作同步与情感共鸣时，个体意识逐渐向“集体性自我”转化，从而在实践层面理解个人与国家的结构性关联。
03实践路径：政治仪式如何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青年时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青年具有较高的可塑性，其正确价值观的建立依赖于制度化载体的规范引导。同时，青年群体内在的集体归属需求与仪式场景中的群体互动形成情感共振，其强烈的实践主体性与价值探索意愿，恰与政治仪式所蕴含的行为规训功能形成互补。因此，在探索政治仪式赋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向度时，不仅需要优化整合政治仪式资源，也需要充分考虑青年群体的特点，从创新政治仪式形式、强化政治仪式实践性以及建构仪式教育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
1.整合政治仪式资源，丰富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政治仪式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创造性整合，是夯实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基础性工程。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仪式作为文化记忆的核心载体，其教育效能源于对历史符号、现实价值与未来愿景的有机统合。基于此，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中政治仪式资源可从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进行挖掘与整合。一方面，挖掘历史资源。深入研究和整理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各项政治仪式活动，从中提炼出具有教育意义的元素，还原政治仪式的历史场景和文化内涵。这包括对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对英雄人物的缅怀、对国家成就的庆祝等。这些历史资源承载着民族历史的关键节点，需通过符号学解码与叙事重构，提炼其中蕴含的民族记忆与国家认同价值，使其成为可感知的“历史教科书”。另一方面，整合现实资源。整合当代国家重大庆典（如国庆阅兵）、地方特色仪式（如边疆地区民族团结活动、革命老区纪念活动）及国际交往仪式（如“一带一路”峰会）资源，构建多层级、跨地域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在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中结合当前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事件和热点问题，设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主题党团日活动，如“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引导青年关注国家大事、思考社会问题，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此外，在整合策略上，可通过数字化技术建立“政治仪式资源云平台”，将文字、影像、实物档案转化为可交互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2.创新政治仪式形式，优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当前青年群体呈现“Z世代”特征，其认知方式与行为偏好更倾向于互动性、参与性与技术赋能的仪式形态，因而政治仪式形式创新是提升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关键。一方面，优化传统仪式形式，在恪守仪式的严肃性、规范性的基础上，通过增强仪式的庄重感与情感共鸣，强化青年对国家象征的敬畏与归属感。例如，在重大节庆日采用线上和线下的联动模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天安门广场升旗场景，打破时空局限、扩大参与覆盖面。另一方面，探索仪式化传播的新范式，如“情景党课”“红色剧本杀”等，将政治话语转化为青年喜闻乐见的叙事话语。同时，应注重分众化设计。针对大学生群体，可结合学术论坛、主题辩论等理性化仪式形式；针对“Z世代”青年网民，可借助短视频、抖音直播等新媒体形态，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价值观渗透。在这一过程中须特别注意平衡仪式的严肃性与传播的趣味性，避免过度娱乐化消解仪式的神圣性，确保数字仪式成为线下仪式的意义延伸而非替代。
3.提升政治仪式的实践性，激励青年将爱国之心外化于行。政治仪式的终极价值在于推动爱国主义从观念认同向实践行动转化。提升政治仪式的实践性，不仅要求政治仪式本身具备可操作性和互动性，更强调其能够激发青年的主动参与和实际行动，使爱国主义教育真正外化于行。具体而言，一是增强仪式的实用性功能。针对青年群体存在的仪式认知悬浮现象，需遵循需求嵌入原则设计仪式活动，切实将国家象征符号转化为具象化实践载体。二是强化青年的主体性建构。通过仪式实践场域的主体性建构，将青年从仪式客体转化为实践主体，促使其在角色扮演中完成国家意志的内化与外化。在此过程中，建立从情感唤醒至行动转化的螺旋上升机制，借助仪式后的实践社群构建，引导青年在志愿服务、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场域实现爱国情感的具身化表达，并通过“荣誉授予”的激励机制，将个体爱国行为纳入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形成从仪式赋能到实践反哺的良性循环。最终形成以政治仪式为媒介，联结国家象征系统与社会实践领域的行动主义范式，实现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行合一。
4.建构制度性保障机制，确保仪式教育效能持续发挥。政治仪式教育效能的持续释放需依托制度性保障机制的系统性建构，建立涵盖顶层设计、过程实施、效果反馈的协同机制。在顶层设计层面，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政策文本为指引，明确政治仪式在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法定地位与功能边界，并将仪式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以形成制度矩阵。同时，需建立跨部门协同体系，由宣传部门主导制定仪式教育标准，教育部门负责课程化转化，文化部门强化符号资源开发，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责、社会协同的资源配置网络，破解资源分散与权责模糊的困境。在过程实施环节，完善青年参与的常态化制度，紧密结合时代需求与青年特点，依托重要时间节点与空间场域建立仪式教育日历，形成周期性、递进式的实践模式。在效果反馈环节，适时对青年在政治认知、情感共鸣及行为表达等维度的变化进行科学测评，依据评估结果动态优化仪式内容与形式，实现教育效果的精准反馈与持续优化，将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有效转化为青年的价值自觉与行动自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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